具体到妇女保护条款，则也是迥然有别。

由于司法素来被认为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运用司法手段解决对外关系出现的争端较容易被认为具有正当性，它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对外关系领域的法治化水平，维护我国的主权权益以及其他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也有助于缓解行政部门面临的外交压力[8]{19}(P20)。第三，就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关系——这无疑是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过程诱发疑虑或风险的主要来源——而言，《宪法》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我国法院有着支持行政部门施政的传统与经验，支持行政部门的施政是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政策和处理个案的重要因素{31}(P34)。

以对外经贸领域为例，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相反，对外关系法成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一国法律政策与实践的新框架。然而，从对外关系法的角度看，法院参与对外关系既可以通过适用国际法，也可以通过适用国内法。有关海事和海商司法管辖权的所有案件。比如，在提及不同部门间征求意见外，该规定没有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规定。

该规定规定了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必须遵循密切配合、互相协调的基本原则，必须严格执行请求报告、征求意见和通报情况等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订多部法律时删除了其中业已存在的条约适用条款但没有说明原因，比如2014年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删除了原法72条，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删除了原法46条。附录：现场提问与答复 提问1：国务院刚刚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文件，它提出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

但简单地说，人工智能是一个跨学科的产物。如果个人自己放弃所有的权利，那只是个体的选择，但是作为公众而言，宪法应该履行维护共同价值的使命，这才是我们未来让宪法具有共识的一个趋势。为此，教育部配合文件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它提出要培养人工智能加法律横向复合型人才。大家都熟悉的1919年的魏玛宪法，从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转型的魏玛宪法，体现了强烈的社会主义宪法的因素。

从启蒙时代开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及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宪法一方面推动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尽可能降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非理性和对人的尊严的侵害。明知转基因是有风险的，但是转基因的食品比较便宜，就放任公民食用、损害身体健康、影响子孙后代，那是不负责任的。

人不能在恐惧和不安的焦虑当中生活，宪法的存在就是要消除每个人的恐惧、不安。第二，有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这样的世界秩序是很脆弱的。什么领域的技术可以开发，国家要不要支持，要不要设立科研项目等等，要经过一个价值的衡量。

有人认为，智慧法院的一般案件可以让机器法官来做。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5期。假如特殊的情况出现了，比如出现了无法控制的非理性使用，世界上其他193个国家的安全如何保证？如何消除这种恐惧？在恐惧当中生活，有违我们宪法上相关的基本原则。当所谓的机器人来代替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时，包括部分法律服务市场的工作时，我们要想一下，那个时候人类会怎么样？学法律的人至少要考虑五十年以后的世界，法律并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生活而安排的，而是为了对明天的生活有合理期待，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科技与法治、技术与人的尊严等基础性问题，包括法治的现代功能。

所以国际公约里面明确规定：不能克隆人。比如现任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巴毕尤斯，代表法国政府提出来一个理念，制订一部世界环境公约，人民大学请他来开会的时候，他就提出来：第一，我们有两个人权公约，A公约和B公约，然后再加上一个环境公约，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性宪法。

比如化学武器、自主性武器是不能开发的。所有的科技只能用于造福于人类的幸福生活。

所以用科学来约束技术，实际上是要明确创造技术的目的与正当性是什么，为什么要创造它。在两人遭遇不幸后，双方的父母经过两年的打官司讨要胚胎。根据普通法的基本原则，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融入在国家共同体之中，就像父母对子女不只是单纯的监护关系。所以无论战争有多大的正当性，人类的生命都是最宝贵的。南师大是全国有名的法学院，你们肯定为选择法学而自豪，因为人类最早的大学博罗尼亚大学、雅典大学，就三个学科，其他学科是没有的。警察就问：我们看犯罪嫌疑人手机的时候，还要有一个手机的搜查证吗？法官说你还要申请一个住宅的搜查证，把手机视为住宅，这是两个案件，不是一个案件。

同时这个通知中谈到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首先说就业，它会改变就业市场和就业结构，同时也会冲击法律和社会的伦理，也会造成一个个人隐私的侵犯问题，在国际范围内人工智能发展过于迅猛，也会影响国际关系的准则。那在核武面前，怎么办？而且我们现在核武器技术越来越发达，已经开发了比以前更为先进的核武器。

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健康时，国家的义务不仅仅是把权利交给个体。最近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当然要充分肯定科技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积极作用，但法学的使命不是赞赏科技发展带来辉煌的成就。

目前政府对转基因的官方立场是，第一个是转基因的技术我们要积极研究，这是现代基础科技技术。在我们国家，国家的精神力量，就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核心价值。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真正的克隆人来到这个世界，人类会怎么样？你是否欢迎克隆人来到你身边？它违背了宪法和法治的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有一份报告称，中国的克隆技术是很发达的。目的是明确的，是为了治病，但是也有很大的风险，就是如何保证治疗性的克隆和生殖性的克隆之间的界限？如果你要绝对相信科学家的话，那是没问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我们看到科学家有时候是不可靠的，科学家有时也是非理性的。所以，我们需要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类的未来在哪里？目前很多法学院、科研机构花很多力气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中央政府也放弃科技中立的立场，出台人工智能方面的政策，直接介入科技发展的进程中。这些都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一百年之后、五十年后，其他学科就不好说了。各国政府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放弃了过去的一种中立的立场，积极、主动地引导推动，组织这样一种科技的开发和研究，将大量科研的经费用在技术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人类会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技术非中立化、尊严的边缘化、人类生活的工具化及科技政策的庸俗化。

我认为，核心价值观入宪是有意义的。所以在宪法与科技发展互动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的理念符合人类文明，正义的理念、公正的理念、均等的理念，关键是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理念的问题。

原子弹是怎么发明的？是科学家发明的。但不可能两全其美的时候，你可以行使自我决定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入宪，修宪前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一旦进入规范，就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具有效力，我们要尊重规范。国家有义务在现有的技术范围内能挽救一个就挽救，明明看着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就不能眼睁睁让两个生命都死去。一些公司，比如脸书，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未必充分考虑人的隐私和人的尊严的问题。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起简称为科技，这是不准确的。

第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主权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人越来越工具化，人的尊严越来越边缘化，似乎我们愿意把很多事情交给机器人做，那就想一想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人类会怎么样。

任何时代科学技术都有双重性，既造福于人类，又损害人类。宪法所建构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每个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前提是有生命。

只有通过宪法建构和平的秩序，才能够减少世界范围内正在承受的核武器的威胁。或者生命受损害的时候，政府，包括教育主管机关，对科技方面要适当地加以控制，减少技术的风险。